诗一旦被翻译，就成了一首新的诗
塞萨尔·巴列霍（Cesar Vallejo，1892~1938)，秘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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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萨尔·巴列霍
小议新诗
所谓的新诗是这样的：其词汇是由“电影”、“飞机”、“爵士乐队”、“马达”、“无线电”等等词语组成的。总而言之，是由现代科学和工业方面的一切术语组成的，不管这些词语是否符合某种真正新的感觉，重要的是使用这类词儿。但是不应该忘记，这不是什么新诗，也不是什么旧诗，什么也不是。
现代生活提供的艺术材料应该受到艺术家吸收，并把它变成感觉。例如无线电，它的用途不单是为了让我们说它是“无线电”，而且是为了激发新的紧张情绪激发更深刻的洞察力，扩大透明度和理解力，加深人们的爱心。于是，人们的忧虑加强了，生活的气流加快了。这是它唯一的艺术内容，而不是耀眼的词语装满我们的嘴巴。尽管往往缺少新语汇，尽管诗中不提“飞机”，但是它却以隐蔽的和无声的、然而有效的和人道的方式拥有其飞机的激情。这才是真正的新诗。
在其他情况下，几乎很难把这样那样的艺术材料精巧地结合作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比较漂亮而完美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它是一种建立在新词汇基础上的 “新”诗。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建立在新的比喻基础上的“新”诗。但是这样的诗仍然存在着缺点。真正的新诗可能缺少新的形象——这是才能的作用，不是情绪的作用——，但是创作者在这种诗中享受或忍受着这样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事物和人的新联系和新节奏变成了血液，变成了细胞，总之，变成了某种被生动和有机地融入感觉的东西。
以新词为基础的“新”诗或以新的比喻为基础的“新”诗，可以根据它卖弄新奇的学问及其复杂性和巴洛克主义来辨别。与此相反，以新的感觉为基础的新诗却是简单的，符合人之常情的。粗略地看，会误认为它是古诗；或者，它不让人注意它是不是现代诗。
诗和语法规则
语法，作为诗歌方面的集体规则，它缺乏存在的理由。每个诗人都制定了他个人的、不可转让的语法、他的句法、他的书写规则、他的类推方法、他的正音学、他的语义学。他只要不脱离语言的基本法则就行。诗人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根据情况改变同一个词的字面上和语音上的结构。这样做不会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会限制诗的社会的和世界的价值，而只会把诗的价值推向无限。众所周知，艺术家的价值愈是个体的（请注意，我不是说个人的），其作品也愈是世界的和集体的。
艺术品的电子
众所周知，诗是不可译的。诗是生活的色调，生活的祷文。诗是由词汇构成的作品。被译成的另一种文字，虽是同义词但永远不完全相同，诗当然就不是原来的诗了。诗一旦被翻译，就成了一首新的诗，便很难和原诗相像了。
在一篇诗中，最重要的是讲一种事物所用的语调，其次才是所讲的东西。其实，所讲的东西是能够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但是讲那种东西所用的语调却不能够译成另一种语言。构思和创作诗歌所用的语言的语调是不可替换的。
所以，最优秀的诗人，其诗是最难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也这么看。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译的东西是哲学的品质和韵律，很少是属于真正的诗的品质的。对他的诗，只能译其伟大的思想，而不能够译其动物的疯狂运动、心灵的巨大数字和生活的昏暗星云。它们是用短语、词组，总之，是用语言的不可衡量的因素表达的。只有那些用思想写成的诗才可以翻译。只有那些用思想写作而不是用语言写作、把生活的文字或文章写入诗而不是寻找生活的色调或心的节奏的诗人的诗才可以翻译。格里斯曾对我说，许多现代画家也犯过这种错误，他们用物体工作，而不是用色彩工作。不应该忘记，一首诗或一块布的力量来自最简单、最基本的生活材料在诗中或布中安排和组织的艺术技巧。归根结底，诗的最简单、最基本的材料是单词，就如绘画中的颜色一样。所以诗歌应该凭借一个一个简单的单词来构思和写作。这些单词要根据诗人感情的活动情况来收集和艺术地安排。
诗的生命
一首诗就是一个生命单位，它比自然界中富有生气的生灵生动得多。一头动物截去一个肢体，它仍然可以活。一棵树砍掉一个枝子，它也仍然可以活。但是一首诗删去一个诗句、一个单词、一个字母、一个书写符号，它就活不成了。由于诗歌被翻译后不能保持其绝对的和生动的完整。人们就该用诗的原文读它。这样做当然现在会限制诗的激情的世界性。但是不应该忘记，等所有的语言统一成唯一的一种世界语并因社会主义而融为一体的那一天，这种世界性是能够实现的。
诗人的预言
维克多·雨果常常想当预言家。
他的风格是粗糙的预言风格。《东方集》中的可怕演说家不是以真正的诗人的方式预言，而是以广场上的占卜者和爱发怒的巫婆的方式预言。他认为，诗的神谕的作用在于预言，比如说——就像他在《天空》一诗中写的那样——，飞机将成为人与人之间和睦和幸福的一个因素，但是后来证明他的预言是错误的：1914年，飞机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破坏力量。
诗人用另一种方式发表他的预言：用含混的和说不清的、却是生动的和可靠的方式在人们心中暗示人类的生气蓬勃的未来及其无限的可能性。诗人在预言时创造感觉的星云、含糊的原生质、对社会正义和幸福遭到破坏的忧虑。此外，明确而果断地预言具体的事件不过是一种对廉价的巫术的认真的调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平庸的女预言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她们的预言能否应验并不重要。
朱景冬 译
塞萨尔·巴列霍在巴黎
塞萨尔·巴列霍书影
本期编辑：洛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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